学金融的人还要能够读哲学、读文学

[编者案:本文转自新浪博客。仅作学习交流之用。转发并不表示我们完全认同其观点。读者应自行做出独立判断。]

网络链接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ac457310102w9vs.html

 

 

作者梁恒 索罗斯中国事务私人顾问,《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》作者;来源新浪财经

以下是正文:

 

索罗斯说:凡是一个学金融的人,如果能够读哲学、读文学,肯定比纯粹学金融的学者更有出息。


先讲两个故事。第一个,索罗斯30年前就注意到了北京空气不好。那是他第一次来北京——是1986年10月。中信集团董事长荣毅仁请他吃饭,交换名片时索罗斯震惊了——荣毅仁的名片上就三个字:荣毅仁。


荣说自己名字是红色资本家的代称,然后又低声说,“其实我就是不想别人打电话影响我休息”。两个人聊了很多对全球经济的看法,荣毅仁的助手向索罗斯问了很多国际金融的问题。事后索罗斯评价:“这位助手是难得的人才”。助手叫秦晓。


后来他们一起登上当时北京最高建筑的楼顶,索罗斯嫌空气不好,问荣毅仁有什么办法解决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。荣毅仁说,得靠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治理。


第二个故事,是马云对索罗斯的评价。2009年6月,索罗斯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解读金融危机的演讲,随后,索罗斯“空降”杭州,参观了阿里巴巴总部。


在杭州江南会,马云真情告白——“为什么今天我要请索罗斯来杭州?很多时候,他是一个被误读的人。我跟他比较熟,很多年前就是朋友。3月份,在纽约我们又聊了几个小时,我觉得他思考的方式蛮独到的,很吸引我。有时候外界对一个人评价如何,只有你和他交流,才会感受到他是什么样的人。

 


我如何成为索罗斯的朋友


梁恒: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情让他很有感触。


有一次他们夫妇请我们夫妇去看芭蕾舞,看完以后肚子饿了吃饭。吃饭聊天的时候,帐单递过来了,我就很本能拿出我口袋里的钱说我付钱。结果这个动作让他的太太发了脾气,我的太太更有脾气。说,梁,你和他吃饭,你怎么付钱呢?你很愚蠢的,你是穷作家,你不能付钱。


但是索罗斯微笑着说,你知道吗,在华尔街从来没有任何人请我吃饭,梁请我吃饭,我高兴,让他付钱。


所以,我就觉得索罗斯感觉到我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,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很有钱的人。这是一件事。


还有一次,我和他谈完小事以后,他说,梁你不要怕,我有的是钱,你离婚以后我给你钱。我说我不要,他就怔住了。


我说,我可以跟你坐私人飞机,我可以和你住五星级酒店,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和全世界的有钱人吃饭,但是我也可以在我的小屋子里读文学读诗歌,我也可以吃扬州炒饭,我不要你的钱。


索罗斯想交诚实、真诚、无功利观和金钱没有关系的人,而我弥补了他的这种需要。


香港那次打完,索罗斯爽不爽呢?


梁恒:没有什么。当然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想鸡蛋碰石头,见好就收,这是他一贯的风格。


我的书中专门谈到过他和朱总理的会见,最后朱总理说,我很需要你的经验。所以,在香港那一局,大家看到的都觉得索罗斯打不过人家,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他对中国的金融体制还是比较了解的,因为那些东南亚国家都是和美金直接挂钩的,因此一旦国际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,会自然受到影响,而中国金融体制不和美金直接挂钩,这样一个比较封闭的金融体制。


所以,我的书里面写的,索罗斯实际上是看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层结构的东西,所以,他自己就收手了。


大战前的索罗斯会在办公室通宵达旦吗?


梁恒:没有。他真正有事的时候,喜欢打网球,而且是打双打。当他的网球打得很糟糕的时候,他会很不好意思,他会说,今天我的球打的太烂了,走神了。这个时候是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,有事的时候,他会赔礼道歉,这个时候是他在讨论大事的时候。


举个例子,打英镑。


索罗斯在他的公司中只和几个最高的主管有关系,他不认识任何人,他也不想认识任何人,因为他想和所有人保持距离,即便是和工作中的高管同事他也是和他们保持距离,不让私人的感情放进去。


做重大决策的时候,他基本有两个人,一个是操盘的基金经理,比如说打英镑。索罗斯这个人就是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,一旦给权利给你,他不会干涉的。


像打英镑的时候,这个直接操盘的基金经理来向索罗斯汇报。他说他认为英国政府一定会让英镑贬值,因此他建议放空,放到20亿美金。


索罗斯说,你既然相信你自己是正确的,你怎么就放那么一点钱呢?这句话成为了华尔街的经典。这个基金经理后来回忆这个事的时候,他觉得无地自容,觉得是在骂他。但是索罗斯后面没有说话,这个基金经理很聪明,他马上追加了5倍,在放一半的时候,他已经做到最大了,100亿。


所以,这并没有像说的通宵达旦的开会,烟熏着,没有这些事。


索罗斯的事就是看准人,你把枪给我架好,什么时候开枪是我的事,扣扳机。他觉得状况不好的时候,他会立刻斩仓,立刻出来。


索罗斯玩内幕消息吗?


梁恒:这个不能说有什么内幕消息,他就是很多时间在打电话,和很多央行行长、财政部长,和政治经济界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说话。


你知道在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行业中,资讯的掌握,评估分析,建仓和下注,一般优秀的经理都可以做得很好。但是,索罗斯唯一和人家不同的就在于他是哲学金融家。他去那里并不是要获得小道消息,他的金融理念是建立在他的哲学理念上,所以他对盛衰论是非常坚定不移的。


因此他常常说,这种政治生态的气候变化是一个最大的投资分析因素,因此各国政府对市场的一些看法,他就好好听人家说。


索罗斯说话不像我这么罗嗦,他听人家说话,总是不做声的在听,所以他打电话总是在听。他对这些资讯的掌握自然会有他自己的一套评判和评估。


索罗斯这么多年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,他从来不会使基金经理、做交易的这些人成为他的私人朋友。


他家里的聚会不断,但是他请的都是政治家、哲学家、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、全世界有名的芭蕾舞星。他每个周末有不同的朋友。他有意地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精英放在一块,有前苏联来的,有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精英,大家在一起交流,这和挣钱没有任何的关系。


教儿子必须学会输


梁恒:但是也有很多地方,我觉得索罗斯有很多缺点。他对人的那种冷漠,这么多年来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。


他的邻居也是一个富豪,是一个败家子,把所有的钱赔光了,准备要自杀。但是自杀的前天晚上,和他聊天。第二天索罗斯和我说,那个人死了。


我说你没有帮他吗?他说,他自己的事,他自己要去承担,要让他自己了断。我听了这个话特别不舒服。


他很少有时间和小儿子在一起,所以每次有机会的时候,他们就在一起下棋。下棋的时候索罗斯从来都是很认真,小儿子问爸爸,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次啊?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但是索罗斯说,不行,你必须要学会输小儿子就气得眼泪流下来了。


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?你能对他好一点吗?他说,你知道吗?很多富人的小孩长大以后,赚钱不幸福,赔钱不痛苦,有了成功没有自豪的感觉,有了失败一蹶不振。所以,我必须要让他学会输。老梁,你有空的时候还要带他们去黑人的贫民窟去看看,把你年轻时的经历给他们讲讲,让他们知道还有很多人很穷很穷。


所以,从某种角度上说,他还是严父。


特别喜欢王阳明


梁恒:索罗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活动和事业,他都事先要对这个国家和地区有很认真的了解。他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的。


比如他当时想了解日本市场,他甚至去学日语,阅读日本的作家的作品,像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;比如他到俄罗斯去做市以前,他很认真地把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,从托尔斯泰到契科夫全部读完。当他到南美地区有所作为,他把马克瑞斯的经典代表作认真读完。


他来中国之前,我给他上课,讲中国的事,用说故事的方式讲,也给他准备了一些英文翻译的中国经典作品。我跟他说,这都是随缘的书,放在床头,想读就读。


我花了很多的时间,在他进中国之前,我们进行了中国课的学习。当然唐诗宋词他读了,找不到感觉。但是我和他说儒家的内圣外王,佛家的慈悲众生,道家的天人合一,还有王阳明知学的坐而思,起而行,知行合一。


索罗斯特别喜欢王阳明,说他是行动的哲学家。他学庄子老子,说庄子的境界更高。他开玩笑说,也许是认真地说,他说真正读懂庄子,才可能治大国如烹小鲜。


有一天,我给他讲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新掌握政权的时候,他说到,天助红军,天助毛主席。他对这件事非常有感觉,他说美国文化的核心是科技与金钱,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历史、哲学和文学因此他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非常喜欢。


索罗斯的书房什么样?


梁恒:他的书房是在二楼,和他的卧房隔得不远,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澡堂。他看很多书,索罗斯喜欢读的书可能是外界不太知道的


我发现他书架上摆的书和书桌上的书不一样,书桌上都是文学作品,都是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,还有诗歌。而他的床头好多年来摆的就是马克思、恩格斯,我说你资本家读这些书?他说这些人改变了人类的进程。我说你读完了没有?他说慢慢读。


他真的是很认真读书的人。他说我希望从事金融活动的人应该有文化底蕴,应该有对社会的关怀,应该有道德价值标准,我希望看到中国应该有这样新的族群进入金融社会,他们是读诗的,他们是关心社会的。


2001年他来中国的时候,很想去看看中国的书店是什么样的。我说行。我们两个人就从国际俱乐部游泳馆后面出去,上了出租车到了西单书城。进去一看很多人,他就特别高兴,说中国年轻人有这么多买书的。结果一看财经类、理财类的人特别多。


他让我带他去看看哲学类,一看,里面只有三四个学生。他就摇摇头,说现在追求真理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
他回忆起八十年代来北京的时候,他和季羡林有一次吃饭,两个人一见如故,惺惺相惜。吃了饭以后两个人还想聊,在房间里,一个是东方巨子,一个是西方巨子,两个人交流起来,我在旁边看着听着,不由自主产生了庄严的感动,好美好美。我就非常感叹。结果他和季羡林从西方哲学聊到东方哲学,很晚了,我们两个人送季先生离开酒店。当季羡林先生在深夜夜色消失的时候,他就讲,我在中国还有自己的哲学之友。


但是在他站在西单书店楼上一看,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学,我看索罗斯靠着书架安静地看这三四个人。他就告诉我说,凡是一个学金融的人,如果能够读哲学、读文学,肯定比纯粹学金融的学者更有出息。所以我就带着他离开了,很寥落的离开了。


出去以后,我觉得他的心情很沉重,因为那个年代的学术气氛和他看到的学术气氛,年轻人都看怎么挣钱的书,没有人看哲学的书

ssl